對聯的發(fā)展起源

　　對聯又稱對偶、門對、春貼、春聯、對子、桃符、楹聯(因古時多懸掛于樓堂宅殿的楹柱而得名)等，是一種對偶文學，起源于桃符。是寫在紙、布上或刻在竹子、木頭、柱子上的對偶語句。言簡意深，對仗工整，平仄協調，字數相同，結構相同，是中文語言的獨特的藝術形式。

　　對聯相傳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chǎng)，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瑰寶，春節(jié)時掛的對聯叫春聯，辦喪事的對聯叫做挽聯，辦喜事的對聯叫慶聯。對聯是利用漢字特征撰寫的一種民族文體，一般不需要押韻(律詩中的對偶句才需要押韻)。

　　駢文與律詩是對聯的兩大直接源頭。對聯在自身發(fā)展過程中，又吸收了古體詩、散文、詞曲等的特點。因而對聯所用句式，除了律詩句式、駢文句式外，還有古體詩句式、散文句式、仿詞曲句式。不同句式適用格律不同、寬嚴不同。其中律詩句式平仄要求最嚴，古體詩句式則除了對句末平仄有要求，其他位置平仄不拘。

　　春聯源遠流長，相傳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寢室門板桃符上的題詞：“新年納余慶，嘉節(jié)號長春”，謂文“題桃符”(見《蜀梼杌》)，這要算中國最早的對聯，也是第一副春聯。 此說的根據是清代楹聯學家梁章鉅《楹聯叢話》引《蜀梼杌》，但據《楹聯概說》考證，梁章鉅在引用時將“以其詞工”改為“以其詞非工”，《蜀梼杌》原文認為該聯是辛寅遜而非孟昶所作。宋代不同史料對此說法不一，還有將作者歸為孟昶兒子的。因而這副春聯作者到底是誰，仍是個懸案。

　　對聯作為一種習俗，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2005年，中國國務院把楹聯習俗列為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楹聯習俗在華人乃至全球使用漢語的地區(qū)以及與漢語漢字有文化淵源的民族中傳承、流播，對于弘揚中華民族文化有著重大價值。

　　對聯的特征

　　傅小松的《中國楹聯特征論略》則把楹聯的特征概括為五個對立統一：

　　獨特性和普遍性

　　人們普遍認為楹聯是中國最獨特的一種文學形式。其獨特性究竟表現在哪里呢?主要表現在結構和語言上。楹聯可稱之為“二元結構”文體。一副標準的對聯，總是由相互對仗的兩部分所組成，前一部分稱為“上聯”，又叫“出句”、“對頭”、“對公”;后一部分稱為“下聯”，又叫“對句”、“對尾”、“對母”。兩部分成雙成對。只有上聯或只有下聯，只能算是半副對聯。當然，許多對聯，特別是書寫懸掛的對聯，除了上聯、下聯外，還有橫批。橫批在這種是對聯中是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往往是對全聯帶有總結性、畫龍點睛或與對聯互相切合的文字，一般是四個字，也有兩個字、三個字、五個字或七個字的。從語言上看，楹聯的語言既不是韻文語言，又不是散文語言，而是一種追求對仗和富有性的特殊語言。楹聯這種特殊的“語言──結構”方式，完全取決于漢語言及其文字的特殊性質。這種“語言──結構”的獨特性使得楹聯創(chuàng)作在構思、立意、布局、謀篇上迥異于其它文學形式。同樣的客觀對象和內容，楹樣總是設法從兩個方面、兩個角度去觀察和描述事物，并且努力把語言“整形”規(guī)范到二元的對稱結構之中去。

　　寄生性和包容性

　　所謂寄生性，指楹聯本從古文辭賦的駢詞儷語派生發(fā)展而來，小而言之，它就是一對駢偶句，因此，它能寄生于各種文體之中。詩、詞、曲、賦、駢文，乃至散文、戲劇、小說，哪一樣中又沒有工整的對偶句呢?但反過來，楹聯又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它可以兼?zhèn)淦渌捏w的特征，吸收其他文體的表現手法，尤其是長聯和超長聯，簡直能集中國文體技法之大成。諸如詩之精煉蘊藉，賦的鋪陳夸張，詞之中調長調，曲的意促爽勁，散文的自由瀟灑，經文的節(jié)短韻長等等，皆兼收并蓄，熔鑄創(chuàng)新。

　　實用性和藝術性

　　如前所述，楹聯是中國古典文學形式的一種，理所當然具有文學性和藝術性，它以詩、詞、曲等前所未有的靈活和完美而體現了中國文字的語言藝術風采。對聯之美在于對稱、對比和對立統一。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二十引《復齋漫錄》記載;晏殊一次邀王琪吃飯，談起他一個上句：“無可奈何花落去”，恨無下句。王琪應聲對道：“似曾相識燕歸來。”晏殊大喜，于是把這個絕妙對句寫進了《浣溪沙》一詞。楊慎稱這個對句“二語工麗，天然奇偶”。這就是對聯的藝術魅力。

　　楹聯的藝術性，可以當代學者白啟寰先生一副對聯來概括：對非小道，情真意切，可諷可歌，媲美詩詞、曲賦、文章，恰似明珠映寶玉;聯本大觀，源遠流長，亦莊亦趣，增輝堂室、山川、人物，猶如老樹燦新花。

　　通俗性和高雅性

　　人們常說對聯雅俗共賞，這絲毫不假。試想，還有那一種文學形式，象楹聯一樣，上為學者文人，下為婦人孺子所喜聞樂道，既可走進象牙之塔，又能步入隴畝民間，既是陽春白雪，又是下里巴人呢?這種奇妙的合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在于楹聯是一種既簡單又復雜、既純粹又豐富的藝術，誠如前所述，楹聯的規(guī)則并不復雜，尤其是對語言的色彩、風格，對題材、內容都沒有什么要求，它一般很短小，又廣泛應用于社會生活，不象其它文學形式戴著一副高雅的面孔，它易學、易懂、易記，也不難寫。只要對得好，無論語言之俗雅，題材之大小，思想之深淺，皆成對聯。但其他文學則未必然。詩尚典雅蘊藉，如“江山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之類，只能稱之為“打油詩”。一般人是不敢問津詩詞的，怕寫成打油詩。而楹聯，至若逢年過節(jié)，家家寫之，戶戶貼之，實為文學中之最通俗者。但是，楹聯俗而能雅，而且是大雅。楹聯固規(guī)則簡單，形式純粹，但其對道、聯藝，卻博大精深，沒有止境。短小雋永者，一語天然，非俗手能為;長篇巨制者則更是鋪錦列繡，千匯萬狀，如同史詩，非大手筆不能作。那些優(yōu)秀的風景名勝聯，輝映山川古跡，永放異彩;那些著名的哲理格言聯，傳播四海，流芳百世;那些仁人志士的言志聯，慷慨磊落，光耀千秋，豈非大雅乎?

　　嚴肅性

　　一般來說，文學和藝術是嚴肅的，人們反對文學、語言的那種不嚴肅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但對于楹聯來說，情況就不同了。楹聯有嚴肅性創(chuàng)作，也有性的。比如，開辦于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的浙江平陽“益智高等女學校”門聯“德張民智開明范;學領女權炳耀風”，其風格是高雅而嚴肅的。清末有個叫趙藩的人，在成都武侯祠題了一聯。此聯就屬于嚴肅性的。聯云：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zhàn);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這副楹聯既概括了諸葛亮用兵四川的特點，又總覽了諸葛亮治理四川的策略，借此提出自己關于正反、寬嚴、和戰(zhàn)、文武諸方面的政見，極富哲理，蘊含深刻的辯證法，發(fā)人深思。和歷史任何優(yōu)秀的哲理詩相比，它都毫不示弱。此聯問世以來，好評如潮。人們“看中”的，正是此聯深刻性和嚴肅性。毛澤東1958年參觀武侯祠時，對此聯看得很細，予以高度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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