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彝族古代史學概述
關于中國彝族古代史學概述
中國古代，史學發(fā)達，人所共知。然而，對于中國古代史學領域中的另一顆明珠，即由黔西北彝文古籍反映出來的西南彝族古代史學及其理論，卻不大為人們所知。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一、悠久的歷史、文字與典籍
彝族是中華各民族中的一名古老成員，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
根據(jù)《西南彝志》等文獻記載，自從遠古彝族“哎哺時代”的氏族首領希慕遮、希堵左開始，經歷過我們今天在彝文古籍中仍能清楚讀到的360代世系后，即到了洪水泛濫時期的首領篤慕。篤慕又被記或譯為篤慕俄、篤米、獨摩、獨姆、多莫、居木、居木吾吾等。有的學者認為篤慕即《華陽國志》所記的祝明或仲牟由，他所遭遇的是戰(zhàn)國中期的特大蜀洪水。“篤慕是在洪水泛濫后由蜀入滇的，遷居在烏蒙山區(qū)腹地的東川(今云南省會澤縣境)樂尼白。他的六房兒子分別發(fā)展為武、乍、糯、恒、布、默六大氏族，即所謂‘六祖’時期。他們以烏蒙山區(qū)為中心地帶，向四方分別遷徙發(fā)展，成為遍布今滇東北、滇中、滇南、滇西、黔西北、黔西南、黔中、黔南、川西南、川南以及廣西隆林等地彝族之祖，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自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英雄的歷史業(yè)績。”
研究彝族歷史的彝文文獻多出自黔西北，是因為這一帶為古代彝族發(fā)祥地與活動中心之一。過去，根據(jù)某些漢文資料，以東漢建武年間(公元25-26年)勿阿納建都大方城為彝族遷入貴州之始。但是，近年來由貴州畢節(jié)地區(qū)彝文翻譯組發(fā)掘、翻譯，陳長友同志主編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紀略》等大量彝文古籍，則令人信服地勾畫出了彝族先人哎哺、尼能、什句、未靡、興偶、六祖共五百余代的歷史軌跡。加之一些出土文物的佐證，使我們得知：當今的黔西北，遠在夏商時代，就屬于彝族的“仇婁阿摩”即所謂“盧夷之國”的范圍;到春秋戰(zhàn)國時，“液那”和“六祖”一支的乍部取代了盧國的統(tǒng)治，建立了一些彝學家認為就是古夜郎國的液那政權;東漢以降，“六祖”中的默部、布部在當今貴州西部與云南東部的廣大地域，先后建立了“慕俄勾”(水西)、紀俄勾(烏撒)地方政權，直到清康熙三年(1644年);長達一千六百余年。因此，也就留傳下來大批彝文歷史典籍。據(jù)統(tǒng)計，國內外現(xiàn)存的彝文古書共達一萬部以上，而地處黔西北的畢節(jié)地區(qū)就有五千余部，其中約半數(shù)還散藏于貯存條件惡劣的民間。
在歷史上被稱之為“爨文”、“韙書”以至“蝌蚪文”的彝文由來久遠。其產生的確切時間雖無法考出，但可以確認的是，要比舊時根據(jù)一些方志中的記載而得出的唐或漢發(fā)明說要早得多。舊論出自《大方縣志·卷五、卷十三》中記：“阿，唐時納垢酋，居巖谷，撰爨字，字如科斗，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號曰‘韙書’，即今夷字。”《滇系》中也有類似記敘，不同的是將阿定為漢代人。其實，這段記載只是講了阿“撰爨字”，并無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意思。
據(jù)《西南彝志》等文獻記載，古彝文的創(chuàng)造者是吐實楚、伊阿伍和恒本阿魯。在“六祖”即蜀洪水之前，各支系已經編寫了很多族譜形式的史書。而哎哺時代布鵣舉奢哲撰寫史籍的傳說更把彝文及其典籍的誕生推向了遠古，因為自1644年上溯至哎哺時代共歷450代。
在貴州威寧與云南毗鄰的中水鄉(xiāng)出土的刻劃陶文的研究，以及自明朝中葉即被發(fā)現(xiàn)的貴州關嶺紅巖巖書的破譯，從物證的角度把彝文的產生定于夏禹時代。在貴州西部出土的彝文實物不勝枚舉，具有代表性的有載有蜀建興年號(226年)的《妥阿哲記功碑》、南宋開慶已未年(1259年)的《攔龍橋碑記》、鑄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的《成化鐘銘文》等。自明代開始，彝文碑刻多為彝漢文合壁，兩種文字表述同一主題。清乾隆十五年(1749年)成書的《大定府志·夷書釋略》中，載有常用的160個彝、漢字的互譯法，實際已是一部簡明字典。
由此可知，彝文與漢字無論從產生的時間，還是逐漸的演變、成熟，都經歷了大致相同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也都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積累、保存和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文字與典籍密不可分，雖然不排除彝文籍中有因為歷代各支系的增補、傳抄而產生的錯、倒、衍、脫等現(xiàn)象，但其文字的悠久歷史使人們不得不正視這些文獻的獨特價值和可信程度。
彝族是一個以詩表意、以歌傳情的民族。這恰如南北朝時期彝族著名史學家、詩人舉奢哲所表述：“人間有詩歌，詩歌天下傳”，“詩歌在人間，世人都喜歡，男女都愛唱。”詩歌可以作為男女之間“相知的門徑，傳情的樂章。”可以“唱來頌君長，唱來贊君長;”“唱來罵君長，唱來恨君長。”并反映出“當奴的痛苦，當君的驕橫。”還能表現(xiàn)出“人類的勇敢，工匠的聰明，平民的勤奮。”以及記錄“牛羊的繁殖，金銀的來因。”“禾苗的生長，莊稼的收成。而現(xiàn)存的各種彝文史料，無論歷史典籍，還是巖刻、碑文的行文，一般均采用詩的形式，漢語史籍中的記敘文體則極為罕見。這種獨特的寫史方法使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成為當之無愧的“史詩”，這也是彝族史學的一大特色。
這些彝文古籍記錄真實，內容涉及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遠古一直延續(xù)到清代。僅就其被譯成漢語的一小部分而言，已顯露出在早期人類社會的演化、私有制的產生、西南的先秦歷史、古夜郎國等重大歷史問題研究的獨特價值，自然也包括本文所論及的史學理論。
二、以布摩為核心的史官制度
“禮失而求諸野”，彝文歷史文獻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不同角度，向我們展現(xiàn)了人類如何步入階級社會的漫長過程。
“君有權威大如天，王有勢力深入地，布有淵博的知識。”這就是彝族社會“袒、摩、布(君、臣、師)”三位一體的政治體制，它產生于遠古，一直延續(xù)到清代中葉。
布摩，還被譯為唄摩、唄耄、畢摩、唄嗎等，簡稱為布，在漢語中是“經師”的意思。布摩是古代彝族社會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又是幾千年來彝族史官隊伍的主體成分。
根據(jù)《彝族源流(9-12卷)·布摩根源》分析，布摩產生于氏族社會時代。“哎哺有布摩，布摩推崇云;目確有布摩，布摩推崇石;則咪布推崇鳥，武侯布推崇地。”還提到當時的“布摩有威勢”。由此可知，布摩階層源于圖騰崇拜，是維系氏族成員精神聯(lián)系的紐帶，是未知的神圣的自然力量的人間代表。
到了向階級社會過渡的軍事民主制時期，產生了有名的“六祖布摩二十代”。此時的布摩兼有軍事、行政、經濟、宗教等多方面的職能：“布摩根由是，在麻列俄嘎，為天作戰(zhàn)，為地辦事日，戰(zhàn)爭用布摩;在列米妥沖，農牧用布摩，天地尊布摩，就是這樣的。”
他們進而在階級社會的確立中也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吐姆偉布摩在上，為天定秩序”，“奢婁斗布摩在下，理地上秩序。”并確定了“布摩陪君臣”即“師”的重要社會地位，以及各種社會職能。這些職能主要有：
第一、行政、軍事和司法權。要治理農牧社會的最重要生產資料——土地，“拓大片田地時”時，布摩“開口即開通”。布摩還有權“操縱天上兵，持空中矛戟，卸天邊馬鞍。”并要“調解訴訟。”
第二、神權。這種權力產生于原始的崇拜與宗教，并一直延續(xù)下來。他們“在祭祀時，陪伴布摩神;在喪場內外，陪伴著孝子，”還要“敘譜設神座”。布摩是經師而不是巫師，他們誦讀的經文中包含了大量民族歷史、道德的教育內容，而絕非咒語。
第三、社會文化的主宰與傳播者。“布摩識天象，布摩識天文，布摩識地理，布摩能辯史。”在生產經驗方面，布摩“能使林不枯，能使山落洞，使平地生禾。”他們還掌握著醫(yī)學與草藥知識，“若有人生病，布來病即除，布摩到病愈。”
“辯史”即履行史官的職能。“有布摩就有字，有布摩就有書，有布就有文，有布就有史，優(yōu)阿武寫文，啻赫哲編史。吐姆偉掌文，舍婁斗掌史，布摩創(chuàng)文史。”布摩就是“記史”的“史臣”(7)。
古代彝族各支系都設有布摩職務，子繼父業(yè)，綿延不斷。那些著名布摩的父子聯(lián)名譜——彝族人名字中必冠以父名的一二字并載入譜諜——在彝文古籍中均有記載。他們的記錄、著述，或“雕木刻竹簡，宛如堆柴薪”，或“就用那皮革，皮革來當紙”，以及將“白綢當紙寫”。于是，就在布摩世代居住的地方，聚集著“天地精英”，“劃宇宙一方，建立知識宮”。有的則將這些文化中心稱為“知識大山”。各部布摩除編寫本部歷史外，還經常進行學術交流及聯(lián)合編纂工作。如30萬字的《彝族源流》相傳為唐代舉婁布陀、布陀布氏、布沓遏孜、沾沾阿尼等布摩匯集各部、各家史書編成。
“摩史”或“摩師”也是專職史官，地位低于布摩，屬于彝族社會的知識階層，負責保管、整理歷史典籍，并以對唱或對話的形式宣講、傳授各種知識。在彝文古籍中，常出現(xiàn)這樣的語句模式：“你來講述吧，對摩史說道。”可知其當時的工作情況。而著名的史學巨著《西南彝志》即為古代羅甸、水西熱臥(在今貴州省黔西縣境內)土目的一位摩史所編纂。
即使在改土歸流完成、布摩與摩史退出政權一個半世紀后，六祖中恒部分支的一家支于清乾隆五十二年(1786年)仍記下了他們的治史遺風：“我的阿哥，在他這一代，知識很豐富，想的是歷史和文學的根本。弟兄相聚辯論時，就好象布帛和彩緞般綹綹地展開。每逢辯論一次，人人都稱贊。”
分散在川、滇、黔、桂廣大彝族區(qū)域的布摩、摩史隊伍，為記錄和保存幾千年來大西南的歷史，為彝族史學理論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三、舉奢哲學派的史學理論
總觀彝族社會文化，具有二個鮮明的特點。其一是全社會對知識的高度重視與崇拜。他們在遠古就認識到“必須傳知識，必須學技能;有了智與能，世人才聰慧，人類才繁榮。”而在君權至上的時代里，彝族社會竟取得了這樣的共識：“世上知識大，君占第二位。”其二是以“根”為核心的文化觀。即所謂“寫事要理根。寫事不理根，與來不分明。世上的萬物，萬物從根生，是物有起因。”而彝語中的“根”，也有“歷史”的意思。以上兩大特點，無疑給彝族史學帶來了明顯影響。
舉奢哲或舉奢哲學派，是彝族史學的奠基者。一般認為舉奢哲只是一位，其實不然，早在遠古哎哺氏族時代，就出現(xiàn)了“見十通百”的“天師舉奢哲”，此時的舉奢哲既是人名，又是某些著名布摩的稱號，即“太上父母，互相配合，生了兩苦蒙(氏族首領——筆者)，兩奢哲”，而“兩位奢哲，互相配合，生十大布摩，首推天布舉奢哲，首推奢武圖。有天地兩威，是布中人杰，是布中圣賢。”
舉奢哲學派很早就在彝族各支的史學中占據(jù)了主導地位，“人世間詩文，哎哺家最多。”“哎哺家十代，代代是君師。”“哎哺十一代，出了舉奢哲，文章滿天下，書根遍地傳。”因此，筆者贊同《彝族源流·前言》中的觀點：“大約在‘洪水泛濫’之前(即‘六祖’分支前)，彝族各部史官(布摩或摩史)已開始用彝文進行收集、編寫本部歷史的工作。無論是民間傳說，或是彝文文獻記載，都說哎哺時代(以父子連名譜系推算迄今已近500代)的著名布楚舉奢哲寫下了許多書。根據(jù)浩瀚的彝文書籍記載來看，彝族各部，眾多的舉奢哲們一代又一代，不間斷地編寫本部、甚至全民族歷史的工作，直到清康熙三年為止。”
康健、王子堯等學者根據(jù)貴州威寧彝族“鹽倉”家譜和舉奢哲與阿買妮為同一時代人這兩條線索，考證出舉奢哲生活于“約相當于南北朝時期：“‘鹽倉’家譜，因清康熙三年(1664年)吳三桂帶領大軍攻破烏蒙、水西等彝族地區(qū)，這個家譜才未續(xù)記下去。從鹽倉家譜得知，舉奢哲、阿買妮是從清康熙三年算起，往上推六十六代時候的人。”
《大定縣志·前事志》以水西彝族安氏從蜀漢建興三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共八十又三世”，“通計之，每世約蒞職十七年余(17.6年——筆者)。”筆者以此為據(jù)，用1664-(17.6×66)的式子，推算出歷史上這最后一位集大成者的舉奢哲的在世年代約為502年，即齊和帝中興二年、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左右，早于《史通》二百余年。
舉奢哲的大量史學論述都分散在各類史籍中，而且前這些古文獻僅有少部分被譯成漢語。但就《彝族詩文論》中舉奢哲的《論歷史和詩的寫作》這一簡短章節(jié)，我們仍能對其史學理論窺之一斑。
舉奢哲認為彝族史學源遠流長，“在這人世間，自從有文字，人們就用它，來記天下事?？墒堑饺缃?，凡用文字寫，寫的這一切，卻都不相似——寫法有不同，傳授各異趣，記錄有分歧，記事也不一。”歷史有著嚴格的學科特征，“凡是真歷史，與摩師講唱，大大不相象。”而“所有寫史人，千萬要記住”(《彝族詩文論》)的原則有：
第一，“史事”的世系要準確。“第一寫史事，人物身世明，代數(shù)要敘清，時間要弄準。”因為“世系”是古代彝族史家記時間的基本依據(jù)。(《彝族詩文論》)
第二，對于“史事”的“鑒別”。“所有寫史者，人人須做到：記錄要真實，鑒別要審慎。這樣寫下的，才算是歷史，史實才算真。”(《彝族詩文論》)
第三，要記錄經濟方面的“昌盛史”。要求各部史官在記錄各部君長及其領地后，“再來把他們，繁榮昌盛史，一一記周詳。這些君長們，繁榮到怎樣?牛羊有多少，家底強不強?馬匹有多少，家聲旺不旺?通通都記上。記得要真實，寫得要恰當。這才叫寫史，千古憑傳唱。”(《彝族詩文論》)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彝族史家記下了大量的農事、工匠、醫(yī)藥等生產活動，以至產生了《物始紀略》這種罕見的古代大部頭經濟史專著，該書的“能沽(成都)織緞坊”、“德晉(今云南省晉寧縣的晉城)人煉銅”、“燃燒的井底”——古人對天然氣的利用、“茶的由來”——“一對”普通“男女”如何采集并培育出茶等內容大大豐富了我國的經濟與科技史。
第四，要“真實”地寫“真史”。其一，在方法上不同于文學創(chuàng)作，“不能任意呀，任意去編造”，“所以歷史家，不能靠想象。不象寫詩歌，不象寫故事。”其二，在主導思想上，寫史“要把忠實講”，對于統(tǒng)治者亦不例外，“君長和百姓，他們二者間，有著大關系，怎樣相處的——百姓信服嗎?君長殘暴嗎?都要記清楚。這樣記下的，才算是真史。”在為個人“寫經”即立傳時，要將其一生好、壞、善、惡諸事“一一要明敘”，即“過錯指出了，美德也說清。”以“教育后世人”：“人生在世時，好事要多做，壞事要少行;善事要多做，惡事絕不行!”(《彝族詩文論》)
第五，“真正的史筆”基于多方的深刻觀察。對于包括“君長”、“平民”、“工匠”、“奴”在內的社會各階層的真正了解，以及對歷史“事件的真相，人物的活動，當時的環(huán)境”的全面觀察，是史家的必備素質。“所以每一個，每一個布摩，每一個史家，凡事多注意，才真能寫出——最好的歷史;才真能作好，深刻的記錄。才能千古傳，流傳于人世。這樣的寫法，才算真正的，真正的史筆。”(《彝族詩文論》)
第六、要遵循彝文行文的特有“韻律”與格式。
舉奢哲學派開創(chuàng)了彝族史學及史學理論，對后世的影響極其深遠。因此，遠古的舉奢哲被彝族人民稱為“知識之父”。
四、阿買妮與其他史學家
彝族女性自遠古就開始參與歷史的編寫：“美麗天地間，巧女織錦，男整理書文，巧男打銅，女整理歷史，經反復整理，天地史完善。在這種優(yōu)良傳統(tǒng)的熏陶下，產生過多位女文史學家，其中最杰出者即阿買妮。
她與502年前后的舉奢哲同時代，“舉奢哲大師，他和阿買妮，早已就相識。他倆相友善，他倆相幫助，他倆植文根。”
阿買妮史學思想中最突出的是樸素的民主觀念。她響亮地提出了“貧民力量大”的口號：“誰的牛羊多?君長牛羊多。世人誰辛苦?貧民實在苦。誰的土地多?君長土地多。誰的土地少?貧民土地少。誰的力量大?貧民力量大。鮮花開得艷，什么花才艷?杜鵑花開艷。誰家女才美?貧民女才美。誰個穿得好?君長穿著好。誰個最勤勞?貧民最勤勞。人要什么好?人要骨氣好。生來什么貴?生來生命貴。”正因為如此，后人才傳頌，“在那古時候，君師舉奢哲，他和阿買妮，寫下不少史，寫了不少書。”“那些故事呀，貧民最愛聽，讀來真動人，言詞美又精。”
在記事時，阿買妮要求“不能胡亂編”。因為“所寫詩與文，后世都有用;有的作根據(jù)，有的當史傳。寫者不留意，胡亂寫幾本，后人不知底，拿當真史傳，那么寫作者，就有罪過了。”比如對于古人所記敘的具有“根”、“家”、“種”、“父”、“母”、“代”、“世”的“山妖精”、“水中怪”，阿買妮認為“人沒見過妖，書中確有妖;人沒有過怪，書里確有怪。”只因為“古人說有妖，我才來寫妖;古人說有怪，我才來寫怪。”正是由于她持著這種科學態(tài)度整理的大量古籍，才使我們比較清楚地了解遠古散居在山上、林邊、水濱的信奉不同圖騰的氏族，是如何進化、紛爭、融合、發(fā)展的。
較晚于阿買妮的布塔厄籌相傳是《人類起源》的作者。他在《阿侯家史·談詩的寫作》中表達了自己的二條史學觀點：“史須這樣寫：綱目貴分明，史實信為美。”
“綱目貴分明”是指要“寫史抓大綱，有綱就明詳”;“論史要明暢，探史要探根，根由要辨明。”這是因為“所有寫史人，若不抓根本，小事難弄清;理出大根來，小者自然明。”另外，“史從大根起”的好處還在于“人事條理清，易記易傳頌。”
“史關信為美”。雖然“彝地事確多，歷史靠手寫”，但史事一定要“可靠才去寫”。因為“讀者閱不閱，須看真不真”。史家應把“君威怎么樣”、“為臣怎么樣”、“民情怎么樣”都要“如實評”、“表白盡”，而“寫史”的標準不只是“君”、“臣”同意，要“民眾都贊成”才行。正是基于這種思想，他才發(fā)出了此般感嘆：“君長專尋樂，大臣愛吃喝?？蓱z呀可憐，民人真可憐!”
相當于北宋后期的布阿洪總結出寫史的九條原則：“對于寫歷史，一要抓主根，二要抓題旨，三要寫君長，四要寫貧民，五要寫牛羊，六要寫金銀，七要寫地域，八要寫風土，九寫君臣間。”
布阿洪特別強調“寫史要真實”：“對于歷史呀，史事不能加，史實不能減，寫史要真實。”
與舉奢哲不同，他認為“寫歷史”只要是“主旨”“分明”、“文字”“敘清”、“話流暢”，就可以“不講詩律”。
漏侯布哲與阿洪同時或較晚。他已經認識到“史與情相連，又與情相對”;但是“你若要寫史，寫史要真實;凡史不能假，假了不是史。因為歷史呀，它是人類根，又是人之本。”
他明確提出史家應具備的十條標準：“一要書根深，二要文筆強，三要有識力，四要史事熟，五要詩藝精，六要諳民情，七要知君臣，八要知山名，九要知河道，十要有真才。”(26)
除上述四位以外，還有自隋唐至兩宋或稍晚的布獨布舉、實乍苦木、舉婁布陀、布麥阿鈕等對史學理論發(fā)展作出過貢獻的彝族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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