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文學研究的繁榮期(1980~1998)

改革開放為近代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良好環(huán)境和諸多有利條件,譬如: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寬松,使研究者獲得了一次大解放,得以充分發(fā)揮其才能和積極性;極左思潮的被遏制和清算,使馬克思主義得以恢復,使學術研究回到了正常軌道;國門的開放,使研究者視野大開,得以借鑒國外各種理論和研究方法等等。近代文學研究在這樣良好的環(huán)境和條件之下,終于出現(xiàn)了一個空前繁榮、碩果累累的新時期。這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其一,基礎建設從無到有,學術活動有聲有色,研究隊伍不斷壯大。

前60年的近代文學研究都是無組織、無計劃的自發(fā)行為,既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學術刊物和學術活動,也沒有形成固定的專業(yè)研究隊伍,除了阿英等個別學者外,都只是把近代文學研究當作副業(yè)或出于一時興趣罷了。這顯然也是未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本時期在基礎建設方面有很大的改觀。早在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就率先設立了近代文學研究組(后改研究室)。此后不久,復旦大學、上海師范學院(改上海師范大學)、蘇州大學、河南師范學院(后改河南師范大學)、華南師范學院(后改華南師范大學)中文系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分別設立近代文學研究室或教研室。其他高等院校和各省社會科學院雖然沒有設立近代文學教學和研究的專門機構,也都配備了專職教師和專業(yè)研究人員。此外,在全國各種學術團體如雨后春筍般誕生的熱潮中,全國及山東、廣東的近代文學學會,全國及廣東、云南、江蘇、上海的南社研究會,也都陸續(xù)成立。這些機構和團體在近代文學研究中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吸收和團結了一批優(yōu)秀人才,為近代文學研究隊伍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參與組織開展了一系列學術活動,如每兩年一屆的全國近代文學學術討論會,中國近代文學的特點、性質和分期討論會,中國近代、現(xiàn)代、當代文學史分期討論會,以及龔自珍、黃遵憲、吳梅、蘇曼殊等人的專題討論會,為提高近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水平作出了貢獻;創(chuàng)辦了幾種不定期的近代文學研究專刊,如《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近代文學史料》、《中國近代文學評林》、《晚清民國文學研究集刊》等,為近代文學研究提供了發(fā)表園地;培養(yǎng)了一批近代文學研究的新生力量,其中的不少人都成了骨干。這一切的結果之一,就是促進近代文學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由20世紀80年代的數十人,發(fā)展到200多人。正是這一支研究隊伍開創(chuàng)了本期近代文學研究的繁榮局面,貢獻了豐碩成果

其二,研究全面開花,成果空前豐盛。

本時期雖然只有19年,然而近代文學研究的成果卻在所有方面都大大超過了前60年。一一開列太占篇幅,僅能概述如下:

1.單篇研究文章達7000篇以上,將近前60年的兩倍。

2.近代文學史著作有12種:陳則光著《中國近代文學史》(全書3卷,僅出上卷)[18],任訪秋主編《中國近代文學史》[19],管林和鐘賢培主編《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2卷)[20],郭延禮著《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3卷)[21],張炯等主編《中華文學通史》近代卷(即第5卷)[22],陳平原著《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1卷[23],歐陽健著《晚清小說史》[24],謝飄云著《中國近代散文史》[25],鐘賢培和汪松濤主編《廣東近代文學史》[26],葉易著《中國近代文藝思潮史》[27],黃保真著《中國文學理論史》第5卷[28],黃霖著《近代文學批評史》[29]。此外,敏澤著《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下)[30]等也都列有近代專編。其中既有近代文學斷代史和分體史,又有近代文學批評史和地方史;既有集體合作,也有個人獨著,而且個人之作多于集體之作,這說明已經產生了一批近代文學研究的通才。

3.研究專著的數量更多,除了作家年譜、評傳等微觀研究不計外,僅宏觀性研究的專著即有3多種,包括近代文學總體研究、文論研究、文體研究、流派研究、社團研究、史事鉤沉等。其中比較重要的如中山大學中文系主編《中國近代文學的特點、性質和分期》[31]!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近代室集體著《中國近代文學百題》[32]、錢仲聯(lián)著《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33]、郭延禮著《中國近代文學新探》[34]、關愛和著《從古典走向現(xiàn)代》[35]和《悲壯的沉落》[36]、葉易著《中國近代文藝思想論稿》[37]、顏廷亮著《晚清小說理論》[38]、陳平原著《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39]、方正耀著《晚清小說研究》[40]、李繼凱和史志謹著《中國近代詩歌史論》[41]、魏際昌著《桐城古文學派小史》[42]、周中明著《桐城派研究》[43]、范伯群著《禮拜六的蝴蝶夢》[44]、鄭逸梅著《南社叢談》[45]、楊天石和王學莊著《南社史長編》[46]、鄭方澤著《中國近代文學史事編年》[47]等。這些專著多為個人獨立完成,說明可以獨當一面的近代文學研究專家為數更多。

4.資料建設的成果尤為突出,不僅數量繁多,而且門類完備。在作家作品方面,既出版了幾套分類總集和綜合性叢書,又出版了一批作家選集和全集,至于各種單行本更是難以統(tǒng)計,可以說凡是近代的主要作品均已重新出版。其中最有價值的是《中國近代文學大系》[48]和《中國近代小說大系》[49]。前者30卷, 約計2000萬字,分為文學理論、小說、散文、詩詞、戲劇、筆記文學、俗文學、民間文學、書信日記、少數民族文學、翻譯文學、史料索引等12集,是一套集近代各類文學作品及研究資料的大型叢書;后者80卷,近4000萬字,收近代小說達405種(長中篇和短篇約各占一半),囊括了近代所有較重要的小說作品,并附有《中國近代小說目錄》,是迄今為止最完備的一套近代小說總集。在研究資料方面,作家作品研究資料、流派研究資料、社團研究資料、綜合性研究資料、各類目錄索引都有結集，其中最重要的有3種:一是日本學者樽本照雄輯《新編清末民初小說目錄》,著錄清末民初著譯小說達2500種以上,等于阿英《晚清小說目》的2.5倍,而且對作者譯者、回數卷、版本情況等作了考訂著錄,如《老殘游記》的版本有157種,足見其完備程度;二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近代室編7卷本《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50],收錄了1919~1979年間近代文學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并附有比較完備的索引,已經在近10多年的近代文學研究中發(fā)揮了相當的作用;三是裴效維、張頤青輯《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篇目索引》,著錄了1840~1990年間近代文學研究的單篇文章目10200條, 每條多注明多種出處,涵蓋近代作家836人,并多附有生卒年,是一份時間跨度最長、收目最全、使用最為方便的索引。

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不僅取得了豐碩成果,而且表現(xiàn)出幾個顯著特點：

第一,研究范圍有較大拓展。由于政治的松綁和極左思潮的失靈,研究者在選擇研究對象上有了充分的自由,從而使研究范圍得以拓展。以作家研究為例,本時期前 11年(1980~1990)涵蓋的近代作家為511家,超過了前60年的涵蓋面;而且前60年(特別是第一個時期的30年)論及的作家中有相當一部分根本上不了檔次,而本時期論述的作家卻都是經過篩選的,都有一定的成就，尤為突出的是,畫地為牢的禁區(qū)已被突破,甚至成為研究的“熱點”。比如鴛鴦蝴蝶派, 前一個時期幾乎是個空白,即使文學史和一兩篇文章有所論述,也都一概抹煞;而本時期卻出現(xiàn)了一個小小的鴛蝴派研究熱潮,研究文章有數十篇,研究專著有3種 (除上述范伯群著《禮拜六的蝴蝶夢》外,還有魏紹昌著《我看鴛鴦蝴蝶派》[51]、劉揚體著《“鴛鴦蝴蝶派”新論》[52]),研究資料有2種(魏紹昌編《鴛鴦蝴蝶派研究資料》、芮和師等編《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53]),重版的作品更是難以統(tǒng)計,就連近代文學史著作也多列有專章或專節(jié),而且論述實事求是,評價力求公允,為其揩凈了被潑的臟水。其他如桐城派、宋詩派、同光體等舊的文學流派,曾國藩、李鴻章等曾被視為“反動”的人物,也都成為研究重點。比如研究桐城派的專著就有4種,即上述魏際昌著《桐城古文學派小史》、周中明著《桐城派研究》以及王鎮(zhèn)遠著，《桐城派》[54]、王獻永著《桐城文派》 6[55]。此外,研究者還把視線投向了一向被忽略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乃至空白所在。譬如:對于近代戲劇,不僅專論文章有所增加,而且產生了2種專著,即蘇移著《京劇二百年概觀》[56]、康保成著《中國近代戲劇形式論》[57];對于少數民族文學,除了單篇文章有所論述外,郭延禮的《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對 12個少數民族的近30位作家予以論述,較好地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

第二,宏觀研究有明顯加強。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大都受過專業(yè)訓練,不僅比較熟悉自己的研究對象,而且比較熟悉過去的研究情況,因此他們的研究都較有針對性。宏觀研究既然是過去60年近代文學研究中的薄弱環(huán)節(jié),自然也就引起了他們的特別關注。僅在本時期的前11年間,宏觀研究的單篇文章就達809篇,平均每年73.5篇;而前60年總共只有781篇,平均每年只有13 篇。研究專著的情況也不例外,如上所說,本時期產生的宏觀研究專著有30多種,前60年只有幾種,而且質量不在一個檔次。不僅如此,有關近代文學全局性的課題也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比如近代文學的性質與特點、近代文學的斷代與分期、近代文學與傳統(tǒng)文學及外來文學的關系等,都成為研究重點。本時期規(guī)模最大、時間最長、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場學術討論,就是由近代文學的斷代與分期問題的討論,進而發(fā)展成為近代、現(xiàn)代、當代文學的斷代與分期問題的討論。像這種歷時十幾年(至今尚未結束)!參加討論者上百人、發(fā)表文章數十篇、提出不同觀點十幾種的跨學科的大討論,不僅在過去的近代文學研究中沒有出現(xiàn)過,即使在整個中國文學研究中也是罕見的。這一切都說明,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者無論是宏觀研究的自覺性還是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都遠遠超過了他們的前輩。

第三,研究模式有所突破。本時期由于國門大開,近代文學研究者通過走出去或引進來的方式,大大開闊了眼界,意識到過去的坐井觀天,夜郎自大,實際上是一種生命的浪費,從而掀起了一股汲取與運用國外新理論和新方法的熱潮，如心理學、系統(tǒng)論、結構學、比較研究方法等。這些理論和方法在國外或許已經過時,但對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者來說卻還十分新鮮,年輕的學者尤其如此。他們的研究實踐雖然不一定十分成功,但無疑打破了過去單一研究模式的局面,使近代文學研究在理論和方法上呈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在成果上取得了某些突破。比如本時期的文學史著作就突破了作家作品論的單一模式,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格局:既有近代文學斷代史和分體史,又有近代文學批評史和地方史,而且編寫體例、論述方法也各不相同。即如陳平原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就撇開近代小說的思想內容,從一個不太被人注意的角度,既充分論證了近代小說在中國小說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又避免了無謂的爭論。又如過去把近代文學界定為鴉片戰(zhàn)爭至五四運動,其根據是文學史必須與政治史相一致;而本時期提出的“二十世紀文學”論等觀點,則是運用比較研究方法,把中國近代文學放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和世界文學發(fā)展史中加以縱橫對比后得出的。雖然這些觀點尚須進一步討論,但這種大視野的、多角度的研究方法,顯然要比狹窄的、單一的研究方法更容易將問題的探討引向更深的層次。由此可見,本時期的近代文學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個相當完備的體系,既有專業(yè)的研究隊伍和專門的研究機構,又有頻繁的學術活動和足夠的發(fā)表園地,研究范圍既是全方位的,研究成果也是很豐盛的。因此可以說,上一時期初步建構來起的近代文學史這門學科,本時期不僅得以鞏固,而且進一步完善。

然而本時期近代文學研究中同樣存在諸多問題和缺點,其中較為突出的有三點:

一是過去存在的研究不平衡的問題雖然有所改善,但尚未完全解決。如本時期前11年的綜合性研究文章為809篇,而作家作品研究文章為4394篇,兩者的比例為1:5,相對來說綜合性研究還是比較薄弱的。在綜合性研究中,小說研究142篇、詩詞研究111篇、散文研究89篇、戲曲研究70篇,也不夠平衡。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仍然過分集中于著名作家作品,如秋瑾研究310篇、柳亞子研究245篇、蘇曼殊研究165篇,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還是較少,多數作家只有幾篇研究文章。

二是歧見雖然紛呈,交鋒卻極其罕見。比如關于近代文學的性質與特點,研究者有各種概括;關于近代文學的斷代與分期,研究者更提出了十幾種觀點;然而只有正面論述,缺乏互相辯論。這一現(xiàn)象與前兩個時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從好的一方面說,是反映了研究者對于打棍子惡習的厭惡;然而這種生怕得罪人的老好人主義, 卻是學術進步的障礙,它使學術討論看起來十分熱鬧,而很難明辨是非,形成共識。

三是繁榮局面未能持久,已呈滑坡趨勢。大體而言,20世紀80年代是近代文學研究的黃金時期,而20世紀90年代則缺乏后勁。標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80年代創(chuàng)設的近代文學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個別的已經撤銷(如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近代室),大多數則名存實亡,停止活動,就連每兩年一屆的全國近代文學學術討論會也難以為繼。2.80至90年代初創(chuàng)辦的幾種近代文學學術刊物,已經全部?？?最多的出刊3期,最少的只出過1期。3.80年代發(fā)表的近代文學研究文章為5203篇,90年代只有大約2000篇,后者還不到前者的五分之二。4.50-60年代大學畢業(yè)的近代文學研究者差不多皆已退休,而新人又補充甚少,從而使本來就小得可憐的近代文學研究隊伍更加萎縮。

這些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原因主要是前述極左思潮貶低了近代文學的歷史價值,使之變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乃至研究禁區(qū),從而嚇跑了一部分研究者,造成了研究力量的嚴重薄弱;本時期雖然略有加強, 但因基礎薄弱,時間短暫,仍難與古代、現(xiàn)代、當代文學研究力量同日而語,比如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員達4000余人,而近代文學研究工作者在最多時也只有 200多人?，F(xiàn)實原因則是市場經濟使文化觀念趨于娛樂化, 文化市場趨于多元化,從而使學術著作的市場急劇縮小;加之研究經費越來越少,學術刊物和學術活動自然難以為繼,學術成果自然要不斷減少了。最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莫過于《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的流產了。該叢書是1983年由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牽頭,組織全國高等院校及地方研究機構的近代文學工作者協(xié)同編纂的一套百余卷的大型叢書。當時有8家出版社承諾參與出版,然而因為它們/經濟效益不好,僅出版了3卷,其他成稿變成了廢紙,編者的勞動付諸東流。通過以上對80年近代文學研究史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兩個總結論:

一、近代文學研究經歷了三個時期,形成了一個馬鞍形軌跡:初期差強人意,中期成績最差,后期成就最大。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大環(huán)境,尤其是政治和思想環(huán)境。換言之,近代文學研究能否繁榮,取決于社會是否安定,國家是否開放,政治是否松綁,思想是否解放。然而研究者畢竟是研究工作的主體,因此,近代文學研究的成就與缺點,都與研究者有著直接關系。比如當極左思潮大泛濫時,跟潮的只有極少數,多數人至少做到了潔身自好，這說明研究工作者雖然難以左右社會,卻完全可以把握自己,保持學者的良心和清醒的頭腦，即使無所作為,總比隨波逐流或渾水摸魚好得多。這應該是80年的近代文學研究史給予我們的一個深刻教訓。

二、經過80年的研究,近代文學史這門學科雖然已經建立并且得到了一定的發(fā)展,但與兄弟學科相比,仍然是最落后的一個學科。這種落后與差距主要表現(xiàn)在幾個方面:1.研究隊伍最小,研究力量最弱,而且后繼乏人;2.研究機構很少且不穩(wěn)定,學術刊物更是蕩然無存;3.研究的覆蓋面已經很大,進入研究圈的近代作家(包括佚名作家)已達800余人,重要的綜合性課題也已有所研究或有所接觸,但研究不夠平衡:微觀研究多于宏觀研究,小說研究多于其他文體研究,著名作家作品研究多于其他作家作品研究;4.研究成果雖然不少,但總體質量不高,深度不夠;5.研究者缺乏辯論與交鋒的勇氣,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和共識的形成。這一切說明,近代文學研究既任重道遠,又大有可為,有志者只要不畏艱辛,鍥而不舍,必將得到豐厚的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