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國從原始的氏族社會開始就有圖騰文化,圖騰信仰實質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觀念相結合的產物，是一種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觀念，龍便是很好的圖騰崇拜的代表。但是龍的形象在英語文化中則全然不是這樣的象征意義，龍在西方表示邪惡和丑陋的意思，其形象在兩部動畫—《怪物史萊克》和《花木蘭》里就有很好的詮釋。

　　因此“a dragon of woman”是“兇悍的女人”的意思，而不表示“龍女人”。詞的人文涵義往往能折射出該民族特定時期尖銳的社會矛盾，如婦女的地位和種族歧視等(戴 2001: 1)。英語中的動物類詞語用來指女性時，貶義詞多于褒義詞或中性詞,在美國俚語中就更加突出了。如“cat”指“心地惡毒的女人”，“dog”指“妓女”，“pig”指“蕩婦”等等，這些詞語的文化內涵的人文性毫不掩飾地透露出了對女性的鄙視,反映出了女性社會地位的低下。鑒于東西方民族人文心理等各種差異，我們在翻譯的時候一定要謹慎處理，照顧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在翻譯“亞洲四小龍”要翻譯成“four tigers”， 而不能翻譯成“four dragons”。

　　二、中英文動物名稱的文化內涵比較

　　(一)文化內涵基本對等

　　在中西方兩種民族文化中，豬都有“臟，丑的”涵義，所以肥的像豬可以翻譯成為對應的英語“as fat as a pig”; 而云雀都有快樂活潑的意思，所以有“as happy as a lark”和其完全對應的中文“像百靈鳥一樣快樂”;猴子在兩種文化中都是調皮的玩物，所以“拿別人當猴耍”可以翻譯成“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body”。

　　(二)不對等現象或文化缺省現象

　　眾所周知的龍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內涵，代表性的還有狗等。狗在西方表示“友誼”，是人類忠實的伙伴，其褒寓意如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學不了新東西); lucky dog(幸運兒)等。但是狗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往往帶有貶義，所以有很多帶有貶義色彩的成語如“狐朋狗友”，“狗仗人勢”等。如果你在中國也用You are a lucky dog就可能會產生不愉快的情緒。當漢語的 “走狗”譯成running dog，西方人感覺這狗很好而且很可愛，活蹦亂跳的。An old dog likes him never barks in vain. 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rse句中的“an old dog”“老狗”，漢語中是罵人的詞，而英語中卻指“年事已高，卻經驗豐富的人”，故為“行家老手”之意，對應過來就像漢語中的“老馬識途”中的“老馬”。故這句英語譯成“像他這樣的行家老手，從來不會隨便發(fā)表意見，一旦發(fā)表，總有高見”。

　　三、翻譯時應該注意的問題

　　在翻譯中英文有關動物的文化內涵詞時，有以下幾種情況：1. 甲乙語言中有相同的喻意但是設喻形式或喻體略異。2. 甲乙語言中喻意相同，但是喻體相異，即意合而“形離”。3. 甲語言中喻體帶有濃厚的文化色彩，乙語言中只存在與之有相同喻義的表達法(盧 2006:297)。

　　(一)直譯

　　對于中西方文化對等的動物內涵，我們盡量采用中英文中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譯， 這樣既沒有歧義，又易拉近中西方人的距離。如前面提到的中英文基本對等的動物詞語天鵝，豬，鴨子等等。天鵝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就是優(yōu)美，所以翻譯是就直接可以說“as graceful as a swan”, 在形容人的姿態(tài)笨拙的時候就可以說“as clumsy as a duck”。

　　(二)意譯或取其比喻義

　　雖然中西方文化中有很多相似的表達，文化內涵意義相同的地方也時常碰到，但是作為兩種不同的語系，其大多數的文化內涵是不相似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對于中西方民族文化內涵不同或者相反的詞語，要異譯或直接取其比喻意。例如，虎在中國人心目中是動物之王, 如“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 “狐假虎威”等都表示虎的權威。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虎恐怕要退居二線，讓位于獅子了。所以在翻譯這些的時候一定要做相應的調整，如“the lion—king of animals.”翻譯成中文則是“老虎—山中霸王”。 “深入虎穴 ”翻譯為 “ beard a lion in his den”。有些英語短語在中文中很難找出對應的有相同文化內涵的動物名稱時就要去其動物名稱的詞語，靈活得取其比喻義，如“as merry as a cricket”，“as cunning as a dead pig”, 要分別翻譯成“非?？旎?rdquo;，“十分狡猾”。

　　四、結論

　　本論文從比較分析了動物詞匯在中英兩種文化中的不同內涵，結論得出：文化內涵相等或極大相似的文化內涵詞可直譯;而對于具有相似內涵的動物文化詞，翻譯時要做相應調整;最后對于中英文化中完全不同的文化內涵詞，要意譯或取其比喻義。

　　但是就翻譯時是否要考慮受眾心理的問題，在我和一位著名的法國作家交談的時候，他曾經在提到美國作家大衛(wèi)·霍克斯翻譯的《紅樓夢》時，非常不解甚至是憤慨。他認為楊憲益的譯文很好地傳承了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而霍克斯預想將中國文化變成西方人的東西，反而弄巧成拙，既失去了中國文化的原有韻味，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的紅樓一夢。這位法國作家進一步解釋說，古典的東西就是原本的富有文化底蘊的東西，而讀書的期望就是要吸收原本的實實在在的東西，所以翻譯時一定要忠實于原文，不要隨意篡改原本的東西;即使考慮到讀者的接受心理也不行。所以對待這些不同內涵詞，翻譯時一定要綜合考慮，審慎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