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蘇軾研究的學術論文

　　蘇軾是才華橫溢聰敏過人，剛正立朝勇于為義的人。小編整理了對蘇軾研究的學術論文，歡迎閱讀!

　　對蘇軾研究的學術論文篇一

　　蘇軾處世哲學初探

　　【 摘 要 】在蘇軾作為我國古代文學家，為后人留下了一筆重要財富。而作為政治家的蘇軾，也做出了一個儒家士大夫當有的歷史功績。而蘇軾輾轉于放達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間的處世哲學，便有了深刻的研究價值。本文試從正道直行的執(zhí)著、善處憂患的曠達、自救自立的人格、親躬為民的情懷四個層面來剖析蘇軾的處事之道。

　　【 關鍵詞 】蘇軾 處世之道 人格風貌 生命精神

　　秦觀在《答傅彬老簡》中說：“蘇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際。”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評價蘇軾：“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蘇軾坎坷人生中表現出來的人格風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們深入探究和學習。

　　一、“奮厲有當世志”――正道直行的執(zhí)著

　　儒家鼓勵人“志于道”，建功立業(yè)，有為于天下。蘇軾《上梅直講書》云：“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其后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蘇轍《墓志銘》追述蘇軾十歲時母親程氏親授以書。“太夫人嘗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為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這正如后來蘇軾說自己“少抱有為之志”。蘇軾于仁宗朝舉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勸仁宗厲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兩次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張“校量利害，參用所長”。

　　蘇軾對儒家忠君報國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雖有“隱”的思想，卻終究沒有歸隱。正如他所言：“未成報國慚書劍，豈不懷歸畏友朋。” “羨君欲歸去，奈此未報恩。”……可知蘇軾一生沉浮，而拳拳報國之意若一。

　　二、“一蓑煙雨任平生”――善處憂患的曠達

　　蘇軾才華橫溢聰敏過人，剛正立朝勇于為義，卻拙于謀身，不會自我保護。故“一生憂患，常倍他人”(《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幾經貶逐，飽受苦難，終不得大用。蘇軾于靖國元年所作《自題金山畫像》，算是對自己一生貶謫生涯的總結：“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一生貶居黃州、惠州、儋州三地，窮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詩詞歌賦中發(fā)現生活美，從而獲得一種充滿善處憂患的智慧審美人生。林語堂先生在《蘇東坡傳》里說他“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智能優(yōu)異”。

　　元豐時貶往黃州，《初到黃州》詩云：“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yè)轉荒.唐。……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對黃州的“魚美”、“筍香”盛情稱贊，仿佛忘卻了“烏臺詩案”的災難。紹圣初貶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詩云：“仿佛曾游豈夢中，欣然雞犬識新豐。……嶺南萬戶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這似是《初到黃州》詩在十幾年后的歷史回想。他又抒寫“欣然”，描寫口腹之樂。紹圣四年貶往儋州，登島的第一首詩，“行瓊儋間，肩輿坐睡，夢中得句云‘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覺而遇清風急雨，戲作此數句”，以其神采飛揚、聯(lián)想奇妙而成為蘇詩五古名篇：“應怪東坡老，顏衰語徒工，久矣此妙聲，不聞蓬萊宮。”自賞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盡賣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蘇軾之所以能面對憂患隨緣自適，不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悶，更重要的是他始終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種人格的獨立。元豐三年(1080)初貶黃州，作《節(jié)飲食說》，提倡“節(jié)食”。第二年不能再靠“節(jié)流”，于是“開源”?！稏|坡八首》敘云：“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他不辭辛苦躬耕其中，并把這塊田地命名為“東坡”，從此自號“東坡居士”。他的《次韻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東坡拾瓦礫，自種黃桑三百尺。……明年共看決渠雨，饑飽在我寧關天。”蘇軾作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心態(tài)卻不卑微猥瑣。蘇軾之卓異正是建立在自己動手種田筑屋豐衣足食，生存需求獲得獨立的物質基礎之上。

　　蘇軾在海南祿�既絕，衣食難保，不得已“盡賣酒器，以供衣食”。暫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買地，起屋五間，名曰“桄榔庵”。然而，獨特的偉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東坡”精神，蘇軾也就擁有了一份坦然與自樂。

　　四、“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親躬為民的情懷

　　蘇軾在貶謫時期，反復專研佛老，極慕陶淵明，卻始終沒有出世。蘇軾從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奮厲有當世志”的壯志雄心，踐行了范仲淹“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狀態(tài)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謫黃以后，蘇軾和“漁樵雜處”，對黎民疾苦有著更深切的了解同情。當時岳州鄂州一帶“例只養(yǎng)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yǎng)女。”蘇軾遂“聞之酸辛，為食不下”，當即給鄂州知州朱壽昌寫信并盼他“惟為民自重”。他說：“若歲活得百個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由此可知，蘇軾口出“悲歌為黎元”并非虛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貶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為箕子”，理應盡力幫助儋州人民改變困境。面對民族壓迫、生產落后的現狀，蘇軾寫了《和勸農》“以告其有知者”，“咨爾黎漢，均為一民”。看到當地人民“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以巫為醫(yī)，以牛為藥”，寫了《書柳子厚牛賦后》。為了讓百姓喝上泉水，講究衛(wèi)生，減少疾病，蘇軾曾帶領眾人開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稱之為“東坡井”。儋州在北宋時期仍處于“刀耕火種”狀態(tài)，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蘇軾的《和示周續(xù)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一詩真實的反映了學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國憲《重修儋州志敘》指出：“北宋蘇文公來瓊，居儋四年，以詩書禮教轉化其風俗，教化其人心，聽書聲之瑯瑯，弦歌四起。”

　　【參考文獻】

　　[1](宋)秦觀：《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國維：《人間詞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蘇軾：《蘇軾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點擊下頁還有更多>>>對蘇軾研究的學術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