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維能力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需要后天刻苦的學習和訓練，其中自然科學的學習對理性思維能力的養(yǎng)成意義重大，但這只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有的人學了一些科學理論，知道了一些科學知識，但對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并沒有深刻的領會，也未能養(yǎng)成理性思維的習慣。下面小編為你整理理性思維與感性思維的區(qū)別，希望能幫到你。

　　理性思維與感性思維的區(qū)別

　　中國古代重視文史類文化，西方近代重視理工科文化，相比較而言，中國人的感性思維強，西方人的理性思維強，這也是造成了中國近代科學落后的根本原因。

　　一.中國人的思維極缺邏輯性和求證性,缺乏思維工具的運用,學者指出:中國人的主流思維仍是形象思維,形象思維的特點是模糊性;概念是模糊的,思維是模糊的,對事物的認識也是模糊的。

　　以上幾種所謂‘模糊’最突出的是概念的模糊。概念模糊就很難清晰地認識未知世界,概念模糊是我們中國人致命的思維弱點。若一個人概念模糊,你就不可能和他討論清楚任何問題。所以,概念模糊也為轉移話題和詭辯術留下了空隙,輕視概念是不可能對范疇產生興趣，也不可能上升為抽象邏輯思維。因而我們國人思維重視直觀和經驗,滿足于通過直覺得到一個整體的粗淺的印象,而不作周密詳細的分析。所以中國傳統(tǒng)思維特別依賴于感覺,重視具象的知覺.這樣的思維很難對事物的本質進行分析,也就缺少積極性去探索未知領域,這樣,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來就是這樣模模糊糊地走過來的,直到現在,中國人仍然不能用正確的方法思考問題。

　　二.缺乏對思維科學的研究使中國人進步緩慢雖然中國歷史上出了不少的哲人,思想家,但似乎沒有一個進入思維領域本身的研究,如何正確地思維,一直不是中國文人視野中的對象。思維的科學在中國文化歷史上也幾乎是一個空白,而西方從2000年前就開始了這一領域的研究,這種經久不息的研究,把思維工具打造得越來越犀利,逐步成為西方主流的思維模式.而中國正好相反,我們先秦時期由于中國古代一直未對思維科學進行過研究,對思維的工具性缺乏自覺的認識,先秦時期我國的邏輯思維的火花,就一瞬即滅。古希臘的思想家一代比一代強,亞里士多德的老師是柏拉圖;柏拉圖的老師是蘇格拉底,這些學生和老師,一代超越一代。

　　亞里士多德的名言是‘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因而這些大思想家的學生們對老師們的學問,既有繼承,又有批判,更有發(fā)展,把思想領域的研究成果從一個臺階到另一個臺階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這也是希臘學術的傳統(tǒng)。因為學生們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然看得更遠.而中國的傳承正好相反:孔子的七十二個最好的學生中沒有一個超過老師的，沒有一個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而是趴在前人的胯下看世界,自然也就是黃鼠狼下耗子-一窩不如一窩.西方是在懷疑和批判中進步,而中國是在詮釋遵從中徘徊和衰落,還有人指出:“與歐洲人相比，中國人的感性思維能力很發(fā)達,而理性思維的能力卻相當欠缺,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歷史,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一位思想家。

　　有人也許指出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歐洲人的標準,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維水平的人，而諸子百家的學說,基本上都是關于倫理道德等感性思維方面的學說,與慎密嚴謹的西方哲學相比,顯得十分粗糙而膚淺.比如作為中華思想代表的儒學,其核心思的“仁”,“禮”等,都是教導人們怎樣立世為人的學說,而不是教導人們怎樣進行理性思考的學說。對于中國最大級的哲學家孔子的學說,黑格爾是這樣評價的:‘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

　　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里面我們不能獲得什么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中國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發(fā)明,都是屬于經驗上的發(fā)明或發(fā)現,而不是來自理性的推理與思辨。

　　中國有幾位華裔在美國獲得過諾貝爾獎,但他們的功績也都是屬于發(fā)明或發(fā)現,而不是象達爾文,愛因斯坦那樣提出新理論,新學說，面對西方眾多的思想家,盡管西方的理性科學早在明代就已傳到中國,但中國人對這些理性的東西完全沒有興趣,極少數中國人翻譯出來的介紹西方科學的著作被人們扔進了垃圾桶。中國人對科學的態(tài)度就象小學生,不被先生打一頓手心,就不可能主動地去學習理性的科學，直到靠理性科學武裝起來的西方人,用超過中國人想象的洋槍洋炮打到中國來挨了痛打之后,才想到要向西方學習理性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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